issue 5: a new cold war?

于笔者，“新冷战”与其说是对今日世界情势的有效命名，不如说是某种试图把握这一震荡、混乱、不安的世界新格局的不甚恰切的描述。

这首先关乎我们将“冷战”一词，视若一个一般性的名词，还是对20世纪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的指称。作为前者，所谓“新冷战”之为描述，坐落于或突显了今日世界对峙与冲突不断加剧，鉴于种种力量的相互制衡，尚未全面迸发为军事冲突/热战，但无疑已具有了某种“战争”的特征与性质。如果说，类似表述旨在强调全球的紧张状况与危机程度，那么，它也在有意无意间表达了某种相信-希望-祈愿“和平”的姿态：今日世界彼此冲突的力量保持着对抗、对峙，而不是最终爆发为战争。然而，这一描述选用的前缀或曰形容词：新，则牵引出一个时间-历史的维度。似乎，进行中的对抗，是20世纪那场旷日持久的冷战于21世纪的再度开启。

正是为此，笔者对这一描述或命名，保持了怀疑或质询的态度。如果我们拒绝20世纪冷战胜利者们的权威叙述，拒绝遗忘的政治学，那么，“上一场”冷战，并非仅只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国家利益对抗或世界霸主的角逐。相反，这场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战争”曾将人类社会一分为二，在20世纪独有的紧迫感与历史意识间推进着一场终结或捍卫资本主义的战争。因此，不仅是美苏间不时白热化的军备竞赛，令二战后的世界在彼此的忌惮与制衡间处于冷战：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对抗、而非军事行动成为其主导的“战争”形式；而且是整个世界确乎徘徊在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岔路口上。从时光的此端回望，当然不难看出，20世纪冷战年代，西方阵营内部，美国霸主地位的确立，东方阵营内部，苏联主导的国际分工与其国家利益，中国的社会主义规划中的现代化方案，构成了人类大对决图景中的歧义；也不难在现代主义反思的意义上检省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内在问题；但类似观察不能改变冷战作为一个特定且特异的史实：现代历史数百年间，唯一一次，人类社会尝试资本主义之外的另类选择。这绝非修正主义史学家口中的“虚幻往事”。相形之下，我们今日所置身的世界情势，却无疑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内在危机显影，是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的、“古老”问题以新的形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的再度爆发。如果说，在此番危机迸发中美对抗成为其主部景观，那么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仅不具有（/不再具有）世界性的动员与整合力量与可能，也无从提供任何全球资本主义之外的道路选择与解决方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专制或民主，间或继续用作今日世界之政治领袖们的“话术”，却无从命名或召唤出对应的现实结构。

世纪之交，一度响亮的“文明说”或曰“文明冲突论”，亦不足以为新冷战/中美对抗赋予有效的内涵。如果说，21世纪之初，中国崛起成为世界视野间的突出事实，那么，它所显影的无疑是中国置身全球资本主义前沿的勃勃生机与 “后发优势”，而非别样文明（非基督教文明）所携带的特殊或隐秘力量。无需赘言，相较于欧美诸国，“中国道路”（/中国崛起之路）无疑遍布着差异性路径与元素；而且一如被称之为中国“新左派”的学者们的历史分析与现实思考，“中国道路”首先是中国革命之路。然而，不无讽刺之意的是，正是新左派们的工作清晰印证了中国革命成就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之中国的“曲折的”现代化道路，令中国最终获取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资格。“中国崛起”正是中国革命产生的“红利”。加之中国现代史的起始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文明史鲜见的决绝和力度达成一场极为深刻的传统文化的内在放逐，革命文化所创造或倡导的“彻底决裂”与“厚今薄古”的价值取向，致使人们甚至难于从中国崛起的情状与结构中发掘如昔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内的“儒教资本主义”因素。作为中国国家话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国文化自觉”，迄今为止，仍只是旗帜与口号。因此，于笔者，中美对抗，无论其有着怎样的强度或借助何种修辞，都不足以启动或构成一场全球意义上“新冷战”。

如果说，新冷战的命名旨在作为一种修辞，以突显今日世界动荡与灾难，多重、多元冲突的加剧，危机的爆发，那么，它或许仍不失为一份多少迟来的警惕。于笔者，今日世界困局的突出特征，正在于“共同”与“碎裂”、连接与隔绝、全球化与单边主义的共生与冲撞。一边是全球金融资本构造、互联网、尤其是物联网所结成的极端紧密的全球结构，一边是（/同时是）资源、霸权、势力范围争夺间的民族国家利益争端。一边是资本、意识形态、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所造就的全球化事实与景观，一边是加速度的贫富分化、中产阶层的消融与坠落所引发的国家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如瘟疫般的爆发和蔓延。而在点染着浓重的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政治与文化实践引发种种国际对抗与冲突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则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暴力、骚乱与社区撕裂的迸发。如果说，以数码技术和生物学革命所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资本主义文明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将人类组织了一个空前紧密的网络之中，那么，它同时以空前绝后的速度与效率在地球人类中制造着数量巨大的结构性弃民（不是昔日的过剩劳动力，而是不复“存在”——不可见、无意义的非人）。与此同时，当整个世界不断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资本、生产、劳动、资源、物流直接而紧密连接在一起，曾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充当着主要支撑和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实践：资本主义与现代主义“普世价值”，却在全球流动、动荡中裂隙横生、渐趋解体。若说中国崛起未能给全球化的世界提供另类的样本或思想与文化资源，但相对欧美既有的、诸种主流政治、经济逻辑，中国崛起的诸多“谜题”却无疑有力地助推了这一普世价值的解体过程。一个日渐紧密地为联系在一起的全球体系，却不再为共同价值（共同想象或共享幻象）所支撑。于笔者，这或许是又一处世界性危机的深处。爆发自2020年伊始，至今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几乎如同一部残酷的黑色喜剧，勾勒并显影出这幅怪诞的世界图景。与病毒全球肆虐、“无差别攻击”人类社会的同时，是民族国家的边界陡然森严、神圣。而病毒肆虐的区域扩散与转移，病毒变异、传播的路径，则以清晰且荒诞地标识出业已形成的、不同层面的全球流动的轨迹。当新冠病毒反身划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的回应却是地域冲突与国际争端的持续升级。我们正身历的全球事件，无疑是“新冷战”的命名无法覆盖、甚至触碰的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现代历史、乃至人类文明史的新时段。我们无先例可援引，无既有历史可比对。再次面对“生存还是毁灭”的哈姆雷特发问之际，创造性的思想与实践已成为紧迫的必需。